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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书你会越看越吃惊。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忍不住一次次翻到封面，看看作者的名字。当你明白无误地看到作者是一位已经逝去很多个世纪的思想者的时候，你不能不感到惊讶。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心得，供大家参考。
《旧制度与大革命》心得(一)
托克维尔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任众议院议员， 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1849年6—10月)。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 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
经过对法国大革命前后各种详实史料的查找、整理与分析，托克维尔的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并非重复大革命的历史进程，而是一部“研究”大革命及其成因及后续的研究作品。通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即发现该书的重点并非歌颂大革命，而是以一种严谨的治学对法国大革命的成就提出了疑问。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 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么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然暂时忘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在此，托克维尔强调了大革命继承旧制度的政治、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制度，而并非如人们所想将旧有的一切全盘摒弃。人们高喊着自由与民主的口号打倒了君主，却并未赢来梦想中新世界的曙光：旧有政权覆灭的同时，却并未产生出一套可以接续的体系，革命派的血气方刚面对庞大的国家及行政统治亦只能摆出妥协的姿态。托克维尔指出，革命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法国的政治气象较从前确有不同，但时间一长，旧制度的中央集权制却又逐渐复苏——事实上或许它压根从未离开，革命并未消除集权统治，事实上更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存在。
旧制度的中央集权如此根深蒂固，并使得大革命后的法国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当时的第三阶级平民对较高社会等级的仇视、对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的渴求，远远大于对自由的追求。然而通过革命后所达致的平等却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尚未解除的同时，“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托克维尔的痛心疾首，在于法国大革命后的青黄不接，在于这个始终钳制住法兰西民族的“专制”。
托氏所幻想建立的民主社会的主要特征，可以用以下一段话概括：人权受到保护，法律至上，理性至上, 没有专制蛮横的暴政, 大多数人生活更加幸福，社会循序前进。但平心而论，这样的模式似乎过于理想化。
同美国独立战争一样，法国大革命的功绩与意义不容置疑，托克维尔在开篇便点明：“没有任何事情比法国大革命史更能提醒哲学家、政治家们要谦虚谨慎，因为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了。” 然而《旧制度与大革命》最大的启示，或许仍然是，如何延续“革命成果”，“破旧”之后，如何“立新”。
《旧制度与大革命》心得(二)
1.主旨
总的来说，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自路易十四以来，中央集权化的结果。这样的改革使得它“完全地丢掉了能对封建制度保护作用或为它服务的一切”(240)，包括贵族、宗教、法律等社会机制，在平等、自由的口号下，大革命彻底的打碎了旧有的国家机器与传统规章，建立起来看似人人平等的脆弱的政治制度却为中央集权制的恢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中央的集权化
在农村地区，不同于英德，自13世纪始，法国就开始了废除农奴制，农民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从而使得农民对于土地的徭役、租金直接敏感。另一方面，法国农民摆脱了领主的统治，从而使得农民对于这种体制的不满直接等同于对于国家政权的不满。(72-73)古老的教区制度同样受到了中央权力的扭曲。(92)
在地方管理上，国王政府通过御前会议取代了全省四分之三的地方权力，控制税收、征兵以及公共工程乃至司法制定。当领主的权力被剥夺以后，他的责任例如赈灾等交由国家负责，国家成为事无巨细的统揽者。(79-81)
在城市的管理上，1692年普遍取消选举制度，城市各种职务开放买卖，城市的政府会议和公民大会逐渐退化，到了18世纪，人民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全体会议。特权显贵成为全民大会的主体，人民日益不再关心市镇事务。“因此在18世纪，各城市的政府便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87)摆脱这样的弊端的结果即是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隶属于中央政府。
巴黎的地位同样可以体现这一趋势。“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巴黎的自18世纪初规模就不断扩大。与各地不同的面貌特征逐渐消失不同，巴黎成为国家的原动力。(115)强大的汲取资源的能力使得巴黎的中心化于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化一起，成为政府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
3.贵族的衰微化
不同于英国和普鲁士，18世纪的法国贵族无论在国家管理乃至农村事务上，都丧失了其政治权力，已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然而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大增加贵族成员个人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从属阶级，但同时仍旧上个享有特权的封闭阶级”(不是贵族而更像种姓)，“他们的特权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国人厌恶”(240)。
封闭的贵族阶级一方面在内部排除中产阶级(新兴的资产者)加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人民漠不关心。这也就使得贵族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后革命的靶子。
4.非宗教倾向
在此之前，人们攻击宗教时显示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乃至民众之中普遍弥漫着非宗教乃至反宗教的倾向。事实上，就教会本身而言，当时的流弊相较于过去、其他国家，法国的教会宽容得多。(190-191)
在托克维尔看来，“治反对精神由于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于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191)
因为教会主张尊重传统，承认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承认等级制作为社会基础，而这与启蒙运动弘扬的平等、理性格格不入。同时，由于宗教权力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直接面对私人的，因此首先从教会开刀。
与此相反，在美国和英国，“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195)
失去了宗教的依附，使得革命中的人类精神失去了常态。
5.知识分子
“由于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从而普遍而抽象的理论代替具体事件的指导，使得一切法律体系都在攻击之下，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与现实的不满完全对立。(241)
“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史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感到惊奇。”(243)
《旧制度与大革命》心得(三)
从南昌某校内狭窄的书店角落里，穿越到烟台某县某院冷清的自习室内;从爽快清澈的南方七月夏日，到喑咽无言的十一月北国寒秋。从第一页的翻阅前行，历经多少页的步履蹒跚，却也终于到了这最后一页——《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终于在今天，被此阶段的我给吃干抹净了。
书是死物，书里作者的观点态度也许只能表达传递出万一，此刻合上尾页，想问问自己学到了多少，又进步了多少?没有直观的经验值与进度条让我去探寻——也许真的探寻量化了起来，会发现那进程不过竟也不过涨了毫末。但书本身承载的时光已经足够动人，由一本书延伸而来的，那些千千万万新的思考，哪怕我能抓住一点点，就已经很满足了。
东拉西扯这么多，一篇读后感的初衷隐隐有酿成杂文的趋势，我还是太啰嗦了，那个不舍得放弃什么都想要的坏习惯，从生活延续到笔端，浸润的是一整个偏执又虚弱的自我——写作是和自我对抗的过程，而表演一个试图写作的人，则让这件事变得丰厚。这句话之于我，可以说再恰当不过了。
言归正传言归正传，让我好好想想。在看这本书之前，法国大革命，留给我的是怎样的印象呢?他是巴黎公社的先导，是群众性的暴力反抗运动;是封建统治没落时期朝代兴衰的必然。而历经这一场彻底的、从下至上以全盘推翻的流血革命，资产阶级该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良币驱逐劣币，过往分利集团彻底毁灭，也总该让法国新兴的资本主义那通往近现代国家治理之路的旅途上走的快一点，该比那些王朝或是改良后的王朝走的更快一点。
钱穆讲:历史的事有发生在桌上的，也有藏在台子下的。我们多注意发生在卓子上的事，却总忽视了藏在台下的事一样有力量。”而祸患多积于忽微，要探究什么真相、真理，就该从这些细微处发力，以小见大。放到一寸一寸的见分晓。托克维尔也说过，判断一个历史事件。与其用远距离的视角观察，还不如用近距离的，视角来得准确。哦，这本书也就是从零碎微末的各方面细节，为我展示了，这个法国大革命也正从。多个角度的管中窥豹中，渐渐显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历史本就好比一件美术展览馆，多赝品而少真货。我们更应一件一件一天一天的这样去看，方能离开某些大而化之的结论，脱离低层次的认知怪圈。
一。封建体制是在复兴时期迎来了这场大革命——因它的复兴速度远远跟不上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速度。
这本书每每令我想起万历十五年中的那个明王朝。自由，自1573至1610，明王朝的衰落已是一种制度发展至衰落后的必然。虽个人许有天纵之才、神机妙算，又或是智勇双全、万夫莫开。也全都已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无人可阻挡这种发展的必然。在中华大陆轮回反复多少次的历史反复推演过了，也难怪有人讲中国历史虽长，却简单明了——不外乎就是这个道理了。
而法国作为欧洲大陆上封建皇权统治极根深蒂固的国家，与古中国在诸多方面也都有着相似共通之处:两者同有着繁荣的文化成果，或是体现对美食孜孜不倦的追求，或是体现在奢华骄逸的上层生活。中央集权曾一度让帝国达到威势之顶峰(路易十四)。但每落下一片阳光，当也投下一片阴影。所谓盛世的繁荣也总藏着积重难返的颓势，盛世，总是衰亡之始。(哪怕把所谓的康乾盛世划掉也没用，秦皇汉武贞观等等没有一个不是的。。)
但这场由法国民众组成的大革命，和明末农民起义或是中国历朝历代、世界各国在封建时期经常产生的农民起义都不一样。并非民不聊生，人民在奴隶的位置上坐不稳才揭竿而起，不是王室衰弱以致政治无药可救，人民“不争自由便是杀头”。恰恰相反，如本书第三篇第四章题目所言，“路易十六统治的年代是旧的君主专制制度最昌盛的时代，可昌盛，却加快了大革命的发生”。
从行政措施里对自己和生命的重视、到税收机制里对“平民困境的彻底关怀”、再到社会财富的快速累积发展，“所有消费税的税收收入，每年都要增加200万。”法国的贸易量在1768至1788年的70年里增加了一倍多，人口数量也增长到那个马尔萨斯都看不下去程度。如果我们照着旧的体制最后时刻的情况对其进行阐述，那描画的会是”比真实的面貌美丽，但是并不十分逼真的画像”。
《旧制度与大革命》心得(四)
《旧制度与大革命》，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真不能为路易十六辩护，尽管他可能是有心想使法国走上更好的道路，然而如果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将其引入正轨，却导致了大革命，那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别人。人们是不会怪罪路易十四的，也不能去怪他，他做好了自己职责之内的事情，路易十六没法延续其辉煌反而翻船，只能是自己的事情。
延伸一步，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本不能怪老祖宗，老祖宗有了这么多的辉煌，并且将辉煌延续了下来，你作为华夏子孙，落后了，只能怪自己，只能是自己想方设法扭转落后局面，至于是否是发扬传统、全盘西化还是中西合璧，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
另外，看完这本书，觉得当年贺卫方关于说科举制度阻止了中国的民主不靠谱。记得当年在网上看贺卫方的文章，他说到，因为西方不同阶级不能流动，平民阶层永远是平民阶层，贵族阶层永远是贵族阶层，由于阶层之间没法流动，在经历你死我活之后，只好互相妥协，才有了民主;而在中国，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不同阶层之间是流动的，平民也可以成为贵族，因此两个阶层就失去了妥协、协商的机会了，永远都是那些进入贵族阶层的人说了算。但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述英国的平民和贵族阶层是可以相互流动的，而法国是不可以的;托克维尔认为正是因为英国的阶层间可以流动因此导致了渐进式的变革，而法国因为阶层间没有流动，只好爆发大革命。
这么看来，社会科学太难了，同样的现象，背后的解释可以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大多数没法做实证检验，更不要说因果推断了。
个人目前倾向于是因为宗教和世俗权力的争夺，才有了西方的民主，如果不是因为王权、教皇的争斗、妥协、勾结，使得贵族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那就不可能产生诸如三权分立、议会等制度安排的。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宗教的传统，就说中国没法形成民主社会。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肯定会自己摸索出一个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民主形式的。
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这段道路的人，感到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没有雄健的精神是不能够感觉到的。
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地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旧制度与大革命》心得(五)
1.权力的边界
在书中，托克维尔蕴含着自由主义的权力观念，即“有限权力比无限权力更有效”。反自由主义者跟随着梅斯特尔抱怨自由主义不加鉴别地“对权威的憎恨”是现代最主要的、也是最可悲的特性之一。在施密特那里，自由主义作为现代反权力思潮的完美表述，只不过是“削弱国家的一套高明的方法”。法国大革命似乎印证了这样的批评。
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王权政府肆意扩张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从而带来了权力的危机。从洛克、休谟到康德，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权力自身，而是反对非法的、无限制和不负责任的权力。权力只有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行使，才能更有效的维护权威。
2.自由与平等
托克维尔发现了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更容易满足于个体的平等，究竟是在奴役下的人人平等还是个体自由下的人人平等，他们不甚关心。
对于自由的阐述，则更为经典。“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他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207)
因此，“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208)在他看来，真正的热爱自由应当“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
3.文学与政治
托克维尔将大革命的爆发于文学指导政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作家们对于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的思考控制了舆论的导向，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交到了作家的手中，从而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奇怪的是，“我们取自文学的习气，却几乎丧失了对文学的年深日久的爱。”(188)
当然，对于文学与政治、公共生活的关系，在当代社会也需要多一种角度。在工具理性至上的现代性面前，一种如Martha Nussbaum 所提倡的“诗性正义”，更多的情感参与到公共生活的空间中，似乎也有裨益。因此，如何划定文学与政治的边界，思考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革命的悖论
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发生的，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难以忍受。(65)“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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